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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

我自己的经验，既用汉语写作，对汉语的革新也还从汉语自身的结构出发，找寻其中可以发挥的机制。我从韩愈、金圣叹的文章和冯梦龙编撰的子夜吴歌中便得到许多启发。中国传统的词曲、江南吴语地区的民歌和苏州评弹都蕴藏许多非常丰富而生动的汉语资源。当今中国的先锋文学吸收西方现当代文学观念，倘若同时也注意从这些汉语资源中汲取营养，对中国文学的革新想必也会大大丰富现代汉语，又不丧失这语言固有的音韵与品味。

话说回来，文学作为人的生存和生存环境的一种表述，又总同人活生生的感受联系在一起。不涉及人的生存状况的文学形式，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文学语言，背后要没有活人的感受的话，只为形式而形式，或为语言而语言，日后留下的恐怕也不过是语言的空壳，早晚还得成为一堆语言的垃圾。

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但丁的《神曲》和歌德的《浮士德》、卡夫卡和乔伊斯，语言的形式各异，都留下人生存的写照。李白和曹雪芹的作品也没有死，也因为他们的语言还能唤起现今人们真实的感受。而真实是说不尽的，真实永远也无法穷尽，这大抵就是文学还存在的理由。古人今人都力图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述着真实的存在。可感知真实又只能通过个人，没有笼统同一的真实。文学的丰富性和无限生机正隐藏在个人的感知中。尽管现当代各种主义和不断宣告前人已死的理论轮番轰炸文学，而文学却未因此完蛋。

文学写作也是人生活的一种方式，作家通过写作更加贴近自身存在这一真实，进一步达到对自我和世界的感知。每一个作家应该说找寻的只是自己独特的语言，用同一语种写作的众多作家文学语言上的差异极为正常，共同之处只在于都受到这一种语法规则的约束。奢谈什么民族文学没有多大意义，除非出于民族国家政治的需要，同文学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文学超越国界却很难突破用以写作的语种的限制，每一种语言都会给文学作品留下印记。各民族文化的特色除了社会历史和生活方式不同之外，给文学留下最深刻印记的，恐怕还是作家赖以感知和表述的语种。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以为也来自不同的语言造成的不同的思维方式，因为人文历史，也包括宗教信仰，都得在一定的语言框架中实现。

语言的诗意也不只来自抒情。关注和倾听形成张力，诗意便在其中。凝视身外的景物或内敛于心里的视像，并诉诸语言表述，这语言便孕育诗意。倾听自己笔下的语言，在心里默念，像乐器的演奏者，或如同唱歌的人同时倾听自己的声音，这语言便活了，有了诗意，或有了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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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寻求一种纯净的现代汉语，每个有心的作家又何尝不在寻找。我找的不过是我的汉语，并不企图给这语言进行规范。语言表述的形式并不等同于作品。这种追求同作品的写作几乎是同步的，作品写完了，我也就意味语言表述的形式也找到了。其实，写作时有许许多多感受并未容纳进写出的文字里。语言所能表述的仅仅是人感受的极小部分，绝大部分则丢失了。因此，我又认为我书写的语言离真实的感受还差得很远，我也只是企图用语言尽可能接近这真实，这也是我的虚妄。可人就生活在各种各样的虚妄之中，或许就连对自我的意识也是虚妄的。然而，人要没这点虚妄，恐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也就不会有这所谓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