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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使我想到了非常有名的、我个人最尊敬的一位德国理论家，或者说是一位评论家，就是本雅明。本雅明生活在30年代的德国，当时就对“现在”，特别是“现代性”提出一系列的论述。他特别提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这种现代性，我刚刚所描述的这种现代性，基本上是一种都市文化的产物，只有在大都市里面你才能感觉到这种现代的急迫。如果这个大都市里面有很多很多人，熙熙攘攘的话，你作为一个个体，你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一种失落。这种失落是一种哲学意义的失落，个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本雅明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集体非常的重视，所以对于电影这种新兴的技术特别重视。他认为电影作为一种大众的媒体，一种新的艺术，将改变整个西方人的日常生活的习惯。而且电影和当时新兴的工人阶级刚好是契合的，所谓的工人阶级就是都市里面的大众，都市里面的群众，所以电影是一种集体艺术，就好像是都市里面的群众一样，电影是为都市里面的群众而设的。原来资产阶级或者贵族知识分子的艺术是绘画、雕刻，人们观赏的时候好像艺术品上有个光圈一样的感觉，有一种景仰的距离，可是电影把这种距离消失掉了，人变成一种集体的动物。在这种集体的文化工业影响之下，已经产生了所谓现代性的问题。他认为其实早在3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已经觉得历史是一件最难琢磨的东西了，所以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张，就是说我们以前对于历史总觉得是从一个以前固定的时候开始，然后从那个时刻一路拉到现在，是以过去为基点再拉到现在的，他说其实历史不是这样的，就如同人的回忆一样，我们回忆的时候总是以现在为基点，当我们“现在”有一种焦虑感或者危机感的时候，我们用回忆来召唤过去，召唤历史。所以，他说过去是要把它抓住的，它是突然表现出来的，你要牢牢把他抓住，你如果不能抓住的话，就再也看不到了，这是一种独特的解决办法。换言之，现在和过去的意义就是一种认知的意义，一种自觉的意义，认知和自觉，现在和过去，是非常辩证的关系。
一旦我们感觉到现在的危机，就会出现一种过去的意象，所以我觉得目前我所探讨的已经不是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也不是超越古代人文精神价值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够在一个危险的时刻里捕捉一点过去的人文的回忆。这个已经不仅仅是学院里教授的职责了。我对于学院里教育改革的想法是非常极端的，特别是在香港，我认为已经没有办法用我小时候的从古一直教到今的办法来教历史了，所谓明朝、清朝这些时间观念在香港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对于过去的态度事实上已经很接近本雅明所作的论述。这在中国内地可能还没有，因为它人文精神传统比较深厚，不管你喜不喜欢，总觉得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至少历史的记载不是fiction。可是在美国，在其他的地方，对于历史的回忆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支离破碎的东西，这个时候危机感和本雅明的论述非常接近。最近我在上海特别提出一点，幸亏上海和香港不同，因为上海到处充满了幽魂，每一个饭店的背后都有幽灵存在，而历史是以一种幽灵的方式存在的，我们研究历史的就是要高呼幽灵越多越好。我是不怕鬼的，我非常喜欢鬼魂，这点我是受到鲁迅的影响的，大家都知道鲁迅文章里常说的无常、女吊，都是鬼魂，而鲁迅当然是有历史感的人。所以这种幽灵的存在，变成过去和现在这种辩证的关系，我认为是对于人文主义学者的最大挑战，就是说已经无所谓传统，无所谓秩序，无所谓连续性，我们事实上被逼迫从一个现实的立场来重新出发，来探讨问题。当然，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学者或者说大部分的未来学学者认为21世纪的将来是和现在不一样的，将来是电脑时代、科技时代，这个对将来整个的幻想或憧憬，以好莱坞的电影为代表，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崇怪，越来越科技。它的历史性往往是以一种将来式的神话方式表达出来的，而过去的历史就是一种神话，比如Star War《星际大战》，是说很久很久以前，其实说的是将来，是将来的很久很久以前。它用神话的方式表现一个现代人对于将来的一种不能说是乐观，可能是一种带着恐惧的乐观。像《哈利·波特》、《指环王》，这些基本上都是同一个认知出来的，它运用了高科技，展现一种我们觉得不能相信的将来的生活，以此代表我们对于将来的一种幻想，所以特别受欢迎。问题是这类想像也是一种现在的危机感出发的，不过它的想像方式和本雅明提出来的展现方式刚好是相反。本雅明关心的是过去，因为它觉得欧洲不行了，欧洲将要面临大变。作为一个过渡时期的知识分子，他自己对将来是很难面对的，鲁迅也是一样。其实我们生活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基本是一种虚假的将来主义，不是说将来是假的，而是说把将来的想像变成我们所认为的真实。这个假象的问题，已经真假不分了，我们看的电影越来越多，我们认为将来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真是假来假是真，这个问题在后现代主义里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无所谓真相，只不过是一种模拟，一种假象，这种假象事实上和科技的发展是很有关系的。
李欧梵讲演集《未完成的现代性》，2005年6月第一版
第122至125页“人文精神与现代性”，此讲时间猜是199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