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但这只是虚幻的一线希望。你的下一场音乐会就被他们取消了。

卡：这时瓦尔特·李格出现了。他是英国人，非常聪明，只对唱片制作感兴趣。他在瑞士有一个合法据点，这使他避免了很多麻烦。1946年我们一起录制了贝多芬的第八交响曲。我想我们可能录制了十七次。后来我们在伦敦录制贝多芬的交响曲时又发现了那盒录音带。

贝多芬的交响曲很难，因为在强音演奏乐段你无所凭依，只能用弦乐器演奏颤音，或快速演奏，但这不成为其为音调的基本。于是我们在伦敦又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设置麦克风，并反复排演。

奥：为了准备1946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你设法做了一些工作，但困难还是层出不穷。

卡：想干扰这次音乐节的人如果不是俄国人，就是英国人；所以我说，我会走开，耐心等待，直到有一天哪个奥地利人能够决定奥地利人可以在自己的国家重新指挥音乐会。我在圣安东租了间房子，和我的滑雪指导一呆就是六个月。他还是一个狂热的射箭运动爱好者。我们在山里生活了很长时间，那段时光我们远离了城市，专心阅读、思考，贴近大自然。当我们最后回到维也纳指挥音乐会时，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放松了。

奥：1947年至1948年，你或多或少重新与一些人开始了工作——像富特文格勒、波姆、克纳佩尔茨布施，以及其他人。埃利希·克莱伯也在南美露面了。他在英格兰一直有很高的声誉，五十年代科文特加登管弦乐团显然热切渴望与他合作。一位非常有名的钢琴家——但他可不是一个喜欢破坏别人声望的人——最近对我说，埃利希·克莱伯这个人可不怎么讨人喜欢，而且也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好。

卡：他糟糕透顶。二战后各大报刊的头版头条大肆报道克莱伯即将重返乐坛。当他最终来到维也纳时，国立歌剧院的指导、政府官员以及各色人等纷纷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前往机场迎接。他在机场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当被问及他将在维也纳有何动作时，他回答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净化这座城市的音乐生活。一个朋友让我看到了这则报道。对此我只能说，他凭什么来承担起如此艰巨的任务？另外，他指挥的第一场音乐会也很有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柏林获得了很大的名望。但我得说，我对他的这次音乐会深感失望。当时的歌剧院指导舒看到我在幕间休息时独自一人在那里，他这个人天性调皮风趣，于是走过来对我说，嗯，我发现你对这场音乐会不是很欣赏。这可是让我大为吃惊呀，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喜欢埃利希·克莱伯指挥艺术的人肯定是纳粹分子。

奥：那他的儿子卡洛斯怎么样？

卡：我非常喜欢他，但他也同样受到了父亲的巨大影响。在很多场合，他过来找我探讨一些问题，而我总是要他过来和管弦乐团演出一次音乐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有指挥的天赋，但他不喜欢指挥。他告诉我，只有在饿肚子的时候他才去作指挥。事实确实如此。他有一个深冻冰箱，里面塞满了东西，自己做饭吃，当冰箱里的东西减少到一定程度时，他想嗯，现在我还是去指挥一场音乐会吧。他就像狼一样。但却是我最为钦佩的人之一。

奥：从山里出来后你录制了一些唱片，直到今天，它们仍然有一种独特的情调和魅力，例如《变形》，勃拉姆斯的《安魂曲》。但是当你前往英格兰和莱格的管弦乐团合作时，你的音乐演出又增添了某种趣味：你设法获得并录制了大量的乐团保留曲目。

卡：是的，我演出了很多曲目，有些已经忘了，有些则没时间重新顾及。

奥：这些剧目包括鲁塞尔的第四交响曲吧？

卡：不，我绝对忘不了这部作品。我非常喜爱这部乐曲。二战后当时的卢塞恩音乐节很有兴趣把管弦乐团留下来，并允许我们自己决定保留曲目的轮演。

奥：正是在卢塞恩，你指挥了奥涅格《礼拜仪式交响曲》的演出，根据各种流传的说法，这些演出极具震撼力，此后你又为荷兰唱片公司录制了这些演出。这部作品看来一定是集中反映了战争年代的创伤及其后遗症？

卡：在我准备指挥这部作品之前，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研究它，有半年多的时间吧。也许我还会重新指挥这部作品。

奥：李格让管弦乐团的经济状况得以稳定，而且因为有印度迈索尔王公的资助，他能够在1949年聘请你长期与管弦乐团合作。你见过迈索尔吗？

卡：没见过，但我对这个人很感兴趣，因为不惜任何代价想要我们为《弦乐、打击乐和钢琴的音乐》录制巴托克的音乐。当时还没有此类唱片，管弦乐团演奏这部乐曲有很大难度，但我还是决心录制。在某些方面，这部作品触及到了音乐最本质的东西。